来源：《瞭望》

面临难题 徐骏图/《瞭望》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日前在湖南、天津等地调研发现，仍有地方存在拦、堵、扣、卡、截等“极限操作”限制人流、物流，使一些企业存在程度不同的“真复工假复产”现象。
　　专家认为，当前疫情形势正在出现积极向好变化，需要综合施策打破局部“微梗阻”。

“微梗阻”成拦路虎
　　2月上旬，湖南省衡阳市一家企业，辗转在中部某省寻访到一套二手医用一次性口罩生产设备。在完成谈判、签约、付款、办证等手续后，衡阳公司联系上当地运输车辆，装车完毕后准备2月9日晚运走。不料，当地乡镇负责人闻讯带人赶来，对衡阳公司出具的商业购销合同、疫情防控应急物资及人员运输车辆通行证等文件连看都不看，手一挥就连车带货给扣了下来。
　　制造业大省湖南，复工后口罩等防疫物资存在很大缺口，“口罩机”被扣，惊动各方。经过两省多级政府和部门艰难沟通，扣车扣货的乡镇负责人才勉强同意放行。设备送到衡阳，已经耽误了不少时间。
　　类似场景，在此次疫情期间并不鲜见。为保障物资顺利运送，一些重点企业不得不采取非常规手段。
　　天津市远航工贸发展有限公司生产医用防护用品。天津市北辰开发区经济运行部部长张毅介绍，为保证远航公司重要原材料运输，每次都会派出政府人员乃至民警、警车护送押运。
　　相比上述湖南、天津几家防疫物资生产重点企业，很多公司的物流就没那么幸运了。
　　湖南一家公司近期联系好外省一家供应商订购生产设备和原料。当他们携带“绿色通行证”、专用介绍信等资料驱车千里赶到供货地，在高速出口就被拦了下来。几经交涉无果，无奈之下只能原路返回。订购的设备和原料，“连面都没见到”。
　　记者从一些地方了解到，疫情发生以来，为了保重要物资物流，各地采取了包括干部跟车、民警押运、警车“保驾”等措施，但还是屡屡在一些地方基层设立的哨卡、路障面前一筹莫展。一些乡镇、村负责人非常强势。为敦促放行，工信、交通运输、防疫、发改、公安等部门要一起上阵，有时甚至要“提请协调”到国家发改委有关部门层面。
　　相关企业反映，随着多地开始狠抓复工复产，到2月20日，全国各地绝大部分地方物流通道顺畅度有所改善。但在有的乡镇、村或社区乃至小区层面，还有拦、堵、扣、卡、截等“极限操作”，给企业复工复产造成负面影响。

复工难复产
　　2月17日，西南某省山区市家具厂老板陈女士在微信朋友圈帮老乡叫卖一种品相上佳的柑橘，价格10元5斤。“只限当地朋友购买。”陈女士解释，“我们这里连高速都封闭了，外地老板、车子进不来，本地农产品也卖不出去，鸡鸭20块钱一只也没有人要。”
　　陈女士提到的现象，是物流阻断后工农业所受负面影响的一个缩影。
　　记者在中部一个山区劳务输出大县了解到，当地有条乡村道路被几个村堆土石截断后，想回城市复工的打工者必须绕行很远才能抵达县城。
　　“出村难”传导到城市，加剧了企业“用工荒”。湖南一家食品加工上市公司负责人说，2月9日复工后第一批到岗员工仅约500人，人手太少生产难以恢复。总部位于湖南的一家大型电子信息企业，眼下用工缺口高达上万人。
　　交通运输不畅，生产进货、发货两头受阻，一些企业压力巨大。
　　尔康制药董事长帅放文说，不少原辅料药的原料属于危化品，目前运输车辆很难找，需要提供相关证明才可通行。
　　湖南一些勉强复工的机械制造配套链中小企业反映，现在只有少数物流公司接单且价格较贵，一些产品的运输必须凭政府开出有关证明方可上高速通行。因为运输车辆少、司机少、时间相对集中，无法按时发货……
　　一家工程机械行业龙头企业负责人介绍，复工初期，这家公司位于全国234个城市的业务网点反馈信息显示，有128个城市高速公路出口实施管制，导致设备送达不能正常下高速，占比达55%。
　　即使是在目前最热门的疫情防控物资生产领域，复工之后复产状况也不够理想。
　　一家制药企业原材料供应严重不足，只能看着消毒液市场大订单干瞪眼；一家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生产企业，由于配套采样耗材供应到货量仅占需求量的1/10，产能严重受限；还有一家生产红外体温计的企业，配件如电镀黄铜套、背光板等供应不足，生产恢复不起来……
　　一些企业负责人认为，当前突出问题在于人为阻隔造成流通“微梗阻”，把大市场分割成“小碎片”，由此导致的市场失灵影响各行各业复工复产。

土政策如何清除
　　采访中，不少业内人士建议，国家和省级层面要加强对各地交通运输的协调，对生产物流和配套产业链实行全国联动。要落实国家“一盘棋”政策，尽快恢复和加快跨地区物流运输通道的运转，特别是加大对生产物流的保障。对于非疫情严重区域，各地政府要解除封锁，允许、支持当地企业尽快复工；针对位于外省的上下游关联企业，国家和省级层面加强统筹，确保产业链复工协调性、联动性。
　　对于此次疫情中出现的“自我扩权”阻断流通现象，多位专家认为应该给予高度重视，出台的措施不仅要立足解决当下，还要从体制机制谋划放眼长远。
　　中南大学法学院教授黄先雄认为，根据传染病防治法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相关规定，只要没有被定为疫区，各地就不得对路过本地区尤其是经过干线的，运载工业设备、原材料和产品的车辆实行拦、堵；对其他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单位需要的防疫紧缺物资，更是不得拦、堵；至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的紧急征用行为，有权决定征用的机关仅限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且有严格的操作原则。违反这些规定，将构成违法乃至犯罪。
　　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倪洪涛说，尽管行政应急性原则赋予地方政府比在常规状态下更大的权力，但是这种权力也要在法治框架下运行，行政应急性原则也并不是完全对法律的脱离和逃离。在这次疫情中，一些地方政府的“土政策”“土办法”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法律要求。比如封路禁行是可以的，但是必须留出应急通道，允许救护车、运送物资或救援人员的车辆通过。
　　倪洪涛、黄先雄和9001cc金沙以诚为本教授、中国交通运输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李红昌等人认为，这次疫情暴露出的一个突出问题，是我们应对风险社会的意识和能力不足，法律体系、应对体系和战略储备体系跟不上。危机来了，大家一窝蜂地出台各种“土政策”“土办法”，以为只要目标是好的，手段粗暴点没什么问题。此次疫情过后，要强化风险意识、观念、应对机制建设，避免滥用行政应急性原则，制造“丛林社会”、引发群众不满，给紧急事态处置添乱添堵。